西行漫記 | 共產黨人掌握著開啟“中國未來大門的鑰匙”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從那裡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

——白修德

在《西行漫記——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檔案圖片展覽中，美國記者白修德堪稱一位深諳中國歷史的“中國通”。1938年9月，他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在華期間，作為美國《時代》周刊駐遠東首席記者，白修德不僅長期與國民黨高層保持密切聯系，也曾深入抗戰前線與敵后游擊區，並於1944年專程赴延安進行採訪。基於其六年間對中國抗戰實況的全面觀察，白修德斷言：共產黨人掌握著開啟“中國未來大門的鑰匙”。

“中國的力量在於農村”

白修德，本名西奧多·哈羅德·懷特，1915年出生於美國。1934年至1938年間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其畢業論文以“1915年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為題，榮獲專業最優成績。求學期間，因對中國文化滿懷熱忱，他特意取了中文名“白修德”。1939年4月，白修德“帶著一台二手打字機”前往戰時的重慶，受聘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顧問，專門負責依據政府公報與新聞招待會的內容，撰寫與中國抗戰相關的新聞特寫。

白修德（右）和《時代》雜志出版人亨利·盧斯合影

初到重慶，白修德牽頭組建了中國哈佛校友俱樂部，他發現“國民黨政府官員中哈佛畢業生佔比之重，甚至超過了以精英化著稱的美國肯尼迪政府”——這種顯而易見的“美國化”，起初令他頗為關注。然而僅半年后，面對日軍的持續轟炸，白修德便洞悉了國民黨政府的虛弱本質：他們生搬硬套美國城市的管理模式，卻根本無法為自己的人民提供有效庇護。彼時的重慶，“鐵路和電車變成了《山海經》裡的東西”，整座城市彌漫著“毫無忌憚的悲觀厭世”情緒，“骨髓裡都是貪污腐化的”。更令他失望的是，“所有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中國高官都與自己國家的人民嚴重脫節，他們不了解自己的國民，甚至都不了解腳下的這座古城”。白修德意識到，“中國的力量在於農村，在於千百萬農民的精力，農民的意志才使重慶感染了力量，光是重慶是沒有什麼的。對戰爭的真正的答復，是在於遍布在大陸上的星星似的鄉村”。

共產黨人“把他們自己變成了為農民開路的火炬”

1939年9月，白修德前往中國北方農村——山西前線與敵后游擊區，實地調查中國抗戰的真實力量。在沁河河谷，他採訪了三位年輕的縣長和共產黨的游擊隊長，“最會做事，最不屈不撓守護弱者，最擅長殺敵的人，都是年輕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老百姓就像“流動的溪流”，主動匯入中國共產黨推動形成的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而國民黨軍隊卻只能向百姓“謊稱自己是八路軍”，以此在日軍追擊時獲取必要的幫助。

白修德深刻地分析：“在山西，共產黨人沒有自稱政府，但他們正在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因為他們在保護人民。”他坦言：“返回重慶時，我已無法再將蔣介石或他的美國化的政府領導班子當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們對各種事件毫無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與他們脫離。”很快，白修德便辭去國民黨中宣部顧問一職，轉而出任美國《時代》周刊駐遠東地區首席記者，正式開啟對中國及中國抗戰的新聞報道工作。

1942年夏秋，“河南大災荒的消息傳入重慶，如同隨風飄入的柳絮”，難以獲取任何確切信息。1943年2月，白修德與美國記者哈裡森·福爾曼一同前往河南，實地調查災荒情況，目睹的卻是“國民黨政府無動於衷地看著人民被飢餓奪走生命”。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我離開河南時，鄭州官員設宴款待，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失了民心的國民黨，最終在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中丟掉了河南。

白修德撰寫的《河南飢荒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與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潰敗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華北地區“屢戰屢勝”。“在六年之中，中共從不毛的山地伸出一根基地的鏈環，以一個弧形的姿態，從東北一直連到了長江流域”。白修德指出，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把他們自己變成了為農民開路的火炬”，“喚醒了國民黨和日本人都無法想象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人民——來自被解除壓迫的農村，來自群眾的智慧，更來自農民大無畏且持久的英勇精神”。共產黨的軍隊始終“依靠著人民的援助而戰斗”，被武裝起來的人民，是其遍及全國的強大后備力量。白修德評價：“中國從來沒有過一個集團敢於武裝人民”，隻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武裝成千成萬的人民，而且知道這些武裝是不會調轉頭來反對它的”，因為他們已經贏得民眾的普遍擁護。

“凝聚起了新的正義”

1944年10月，在厭倦了“重慶的陰郁氣氛”后，白修德在延安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這裡的“空氣與重慶不同，夏天干燥而煥發，冬天嚴寒而愉快”，這裡的人們“都充滿著罕有的活潑與朝氣”，歡欣鼓舞的氣氛隨處可見。

在延安，白修德採訪了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領導人，他們“個個韌如皮革，堅如鋼鐵。他們互相信任，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沒有一點宗派主義的裂縫”。在愉快的漫談中，他觀察到，共產黨人的思想有“一種倔強而難以克服的現實主義”，“他們可以說是社會關系的工程師，完全懂得農民的疾苦是什麼，而且完全懂得如何將這些疾苦轉化為實際行動”。白修德直言：“到1944年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了根，把自己中國化了，民族化了。”

在白修德看來，“延安是一所巨型的思想實驗室”，吸引著數以萬計的中國青年。在這裡，共產黨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思想精華，將其熔鑄為全國性政策與實際組織能力，“然后又把這些青年和他們腦袋裡的成熟思想一股腦地重新送回到各個地區，……動員中國社會中的每一分子”。“中國共產黨並不曾使用什麼魔術，他們隻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正因為“有人民在一起，而且因為與人民在一起，他們凝聚起了新的正義”，而“正義必勝”的信念在這片土地上已然深入人心。

1946年，白修德與《生活》雜志記者賈安娜在紐約共同出版《中國的驚雷》一書，書中指出：“迄今為止，共產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共產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民脫離古老的苦難。”

白修德、賈安娜合著的《中國的驚雷》

（本文作者：李薇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員）